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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品和时政不仅在内容上有着内在关联，教学思品和时政也是遵循理论（课本内容）联系实际（时事政治）政治教学原则的必然。按照初中德育课程的教学目标：初一学生要了解中华民族的悠久文明史、祖国的大好河山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养成关心国家大事的良好习惯，了解国家基本法律知识和《中学生日常行为规则》，树立集体观念和劳动观念。初二学生要了解近代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历史和祖国统一，一国两制的构想；强化对法律法规的认识。初三学生要了解我国的基本国情、祖国建设成就和未来发展蓝图，掌握我国政治文化生活中的具体法律常识，深化对《行为规范》的认识，学会剖析一些社会道德行为或现象，正确对待升学和就业。要达成以上教学目标，政治教师只有把时政内容有机结合到思想品德课教学中来，即把与课本知识相关、与现实生活相联的重点知识、重大主题、重要热点在教学中予以穿插、评析、佐证，才能达到事半功倍之效。

　　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以及大航海时代的到来，西班牙、葡萄牙等最早一批的欧洲商人与传教士，在“商教一体”政策的支持下，在整个亚洲地区进行大范围的商业贸易与宗教传播。虽然德川幕府在前期对这些来自欧洲各地的商人与传教士采取了较为宽容的态度，但宗教及贸易活动却不断威胁德川幕府的统治以及整个日本地区的独立自主性，因此，德川幕府便断断续续地实行了近300年的“海禁”政策。荷兰作为当时同日本进行有限交流的少数西方国家，早期的西方文化科学知识主要是由在印尼的荷兰人传播至日本，被称为“兰学”。趁着“兰学”在日本的传播，《荷兰传闻书》也在这个时期传入了日本，使得“幕府要员通过荷兰的《荷兰传闻书》了解海外情况”。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时期的《荷兰传闻书》在当时并未公开，只有幕府大臣才有资格阅读。“但是，（‘黑船事件’后）与各国签订条约的结果，《荷兰传闻书》也不得不公开化了。”[1]而幕末时期报纸的“公开化”，其实质是将报纸的阅读权限从幕府要员扩大至各藩的上层人物，并非现代意义上以大众为基础的全社会公开化，这是由当时的封建等级制度以及封建统治制度所决定的。

　　此时，在日本国内，“开国论”与“攘夷论”正在进行激烈的斗争，国内的舆论尚未完全统一。鉴于西方列强的外在压力，幕府不得不将“开国论”作为一种权宜之计。为了宣传“开国论”，统一国内的舆论，幕府当中的开明人士也决定要将报纸公开化。安政三年（1856年），为了迎合“开国论”以及翻译西方著作的需求，德川幕府设立了“蕃书调所”①。“蕃书调所”成立后，将荷兰政府所提供的报纸进行翻译，以日文报纸供政府要员阅读。日本同西方五国签订《安政五国条约》后，进一步扩大了开放程度，“蕃书调所”也扩大了报纸翻译的来源，从过去单一翻译刻印荷兰的报纸扩大到“翻刻了欧美人在中国的香港、宁波、上海等地出版的报纸和杂志”[2]。当时主要发行的官版报纸有：《官版巴达维亚新闻》《官版海外新闻》《官版海外新闻别集》《官版中外新报》《官版香港新闻》《官版六合丛谈》《官版中外樵志》和《遐迩贯珍》。官报的出现，虽然在幕府的“开国政策”中起到了一定程度的开化、宣传作用，但随着“攘夷论”逐渐在日本国内舆论中占据上风，官报最终不得不停刊。

　　2．网络上载和下载侵权。将非数字化的作品转化为数字化的形式，一般认为并没有产生新作品，而只是改变了作品的载体方式。在网络上使用作品的数字化权应运而生。而网络上载和下载侵权指的正是侵犯数字化权，据此，将现实世界的作品，包括文字、影视、音乐等数字化后上载到虚拟的网络空间，就得尊重原著作权人的权利。如果未经权利人许可(包括默示同意)，将其作品数字化后“上载”到网上，就构成侵权。我国2001年修订的《著作权法》明确将此种行为定性为侵犯了作者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与网络上载相对应，将网络上创作的作品下载，并以非电子化的方式出版、发行、传播等行为，在未经权利人许可，又不属于著作权的“合理使用”时，就极易构成侵权，因为网络创作受著作权保护，所以出版社、图书音像公司如未经授权将该作品下载并出版发行，就侵权了。有必要指出，无论上载还是下载，都要求行为人不以营利为目的。

　　4．网络链接侵权，随着网络链接价值的日益凸现，相关侵权事件也接踵而来，不过，一般认为普通链接提供的是链接通道服务，设链者如同引路人，其服务器只存储了包含链接对象网址的超文本标记语言指令组成的文档，既没有复制也未传播被链接的内容，因此并不侵权。网络链接侵权一般指间接(帮助)侵权，即提供链接通道的服务者在知道链接指向的是侵权作品时，有义务及时停止链接通道服务以“抑制侵权”。否则构成帮助侵权。这一点我国《互联网著作权行政保护办法》规定得很清楚“网络服务提供者通过网络参与他人侵犯著作权行为，或者通过网络教唆、帮助他人实施侵犯著作权行为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条的规定，追究其与其他行为人或者直接实施侵权行为人的共同侵权责任。”

　　讲授课文时总会有教学目标，教学目标中要定出学生需要积累的内容和积累需要达成的目标。比如说小说阅读鉴赏中，要制定和小说问题相关的文体知识，小说的三要素：情节、人物、环境。通过理解三要素要挖掘出文章的主题。情节安排运用的手法：如线索，如设置悬念，如情节设置平淡，如结尾出人意料等等。人物描写的手法：正面描写、侧面描写;动作、心理、外貌、神态、语言、细节等。这些文体知识需要在阅读中进行补充梳理，有助于学生深入阅读文本，鉴赏能力也会得到提高。高中生的课业任务重，除去语文课外，课下很少有时间进行大量的阅读，所以这就需要语文老师在课堂这片有限的天地中开拓出无限的空间。课堂中可以充分利用课文、题文来拓展学生的阅读空间。

　　面对高考这种选拨性的考试形式，很大一部分老师把主要精力放在了语文基础知识的死记硬背上，拿到分数就是硬道理这种不利于语文发展的思想影响着高中阶段的语文学习，学生的语文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不容乐观，学生的语文能力培养更是无从实现。这的确是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语文教学不仅要抓好课堂教学，更重要的是开拓学生语文视野，提高语文学习的内涵，这就需要把课堂拓宽到课外时间上。课外时间是学生阅读的自由支配时间，学生在充满乐趣的阅读中会不断对语文感兴趣，从而进一步促进着学校里的语文课堂效率的提高。高中阶段，学生的理解和鉴赏能力已差不多接近成人，能定下心来认真思考，可以读一些大部头著作，或古典名著，或外国著作，读名著最好在一个比较长的假期，暑假或寒假。上学期间也可以读，只能利用零碎的时间，不过这种习惯形成了对学生的一生都非常重要。毕竟高中阶段的时间安排特别紧张，如果真没时间静下来啃名著，不妨读一些散文、杂文或《青年文摘》《读者》《意林》等，这些材料可以增加学生的阅读量，启迪学生的心智，使学生在阅读中不断完善自己。课外阅读应多样化，既要有文学性的，又要有社会热点、人生哲理等，这样才会使学生的知识更加丰富，发展更加全面。读这些材料，应引导让学生自己去选，只有学生阅读了感兴趣的材料，才会激发他们进一步的阅读，并养成爱阅读的好习惯，看到课外书，就会爱不释手。

　　家是我们每个人的心灵港湾。说到家，每个人都有很深的感情，感动于父母为我们的付出，感动于父母间的相濡以沫，感动于一句话语、一件衣服、一个动作、一盘小菜等等。可是很多同学在写和家庭有关的作文时，往往写得很干巴，其实这和学生不注意观察家庭生活有关。老师可以进行这方面的指导。引导学生如何从家庭生活中积累，如可以观察不同的人物，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弟弟妹妹以及和自己家庭有关的其他人员;如多观察细节，某个家庭成员的口头禅、外貌、心理、动作等等;选材既可以写温情，也可以写矛盾摩擦。每个人的生活经历和家庭故事都有自己的独特性，我们要用一双慧眼去感受美妙的家庭生活，既可以感受到动力，又可以在不断的积累中养成好的积累习惯，可以为学校生活以及社会生活奠定良好的适应基础。家庭是我们人生的第一任老师，家庭中的酸甜苦辣都可以成为积累的优秀素材。

　　事实胜于雄辩，而最具说服力的事实莫过于亲身经历。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经常在“广播演讲”节目中，邀请党内外一些有影响的人士，通过讲述自己的亲身经历，打击反动派，宣传的主张。仅在1946年七八两个月就广播过蒋管区和海外民主人士的广播稿34件。1946年6月26日，军队发动全面内战的第一天，空军上尉飞行参谋刘善本就第一个驾机起义，飞到了延安。7月和8月，延安台先后邀请他发表了题为《赶快退出内战漩涡》和《这里的人情充满温暖》的广播演讲。刘善本真切地讲述了自己驾着美国飞机运送军火，间接屠杀自己同胞时所受到的良心和正义的谴责，呼吁空军朋友赶快退出内战；同时他还讲述了自己到延安后对、解放区的美好感受和认识，表达了对中国未来的坚定信念。

　　每天半小时的《对军广播》是陕北台最具特色的节目之一。这个节目早在延安时期就已不定期地开办了，最初叫《对蒋军广播》，在分化瓦解军的作战意志方面作用十分明显。节目除了播送新闻、评论，向军队宣传战争形势，讲解我军的政策之外，还利用军官兵渴望了解亲朋、部属的下落，急于寻找个人出路的心理，专门用大部分节目时间，播送起义和放下武器的军官名单，包括姓名、年龄、职别、籍贯、起义或放下武器的地点、家属通讯地址等；以及这些军官到解放区以后的生活情况，和他们写给家属、亲友或同事的书信。陕北台从1947年10月下旬起的14个月中，一共播送俘获将校名单289件，共2800多名，占整个对蒋军广播节目的28.6%；播送敌俘书信299件，占对蒋军广播节目的29.6%。这些内容生动有力地宣传了中国对时局的主张，以及对待放下武器的官兵的宽大政策，晓之以理，动之以情。

　　1941年5月，陕甘宁边区按照《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第21条规定的“三三制”原则，开始了第二届参议员的选举工作。为此，延安台专门广播了介绍陕甘宁边区选举经验的文章《选举运动中的宣传工作》，同时，又播出了《政治经济双重压迫下，大后方学生悲惨生活》《大后方工人生活》等稿件，揭露了统治地区的黑暗，以及人民生活的艰难困苦，在对比中展示抗日根据地民主建政的成绩。1948年3月，在陕北瓦子街战役中，整编第29军中将军长刘勘战败身亡。陕北台受西北野战军司令部的委托，播送通告说，刘勘的尸体已由人民装殓埋葬，家属如要运回，解放区军民会给予方便。后来，刘勘的尸体运回了统治区。陕北台对这件事情的报道，凸显了人民的人道主义精神，与法西斯的残酷统治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这一点突出体现在“记录新闻”这一节目的设计安排上。在1945年10月25日延安《解放日报》上，题为《介绍XNCR》的文章在介绍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节目时指出：“记录新闻：这是时事新闻、解放区消息和评论三者的摘要，扼要具体，专备各地抄收。听众只要花费半点钟时间，就可抄收到1500字的重要新闻，可在地方报纸刊载，可用以出版墙报黑板报，也可供亲戚朋友传阅。”这是一种特定时期产生的特定的节目形式，也是一种颇具创造性的广播宣传方式。语言广播无远弗届，但信息的保留性较差。为了让国统区的人民不仅能听到中国的声音，同时能够准确地保留并传扬它，让更多的人了解来自解放区的消息，延安台为听众着想，创造性地开设了“记录新闻”的节目，用慢速播音的方式，把信息传递出去，这样虽降低了单位时间的信息量，增加了信息传递的环节，却突破了收音机不多、收音环境险恶的信息接收条件限制，变一次传播为二次传播，巧妙地保证了重要信息的传递，在特殊条件下尽可能扩大宣传效果。当然，这种以服务为理念的宣传方式是特定条件下的无奈选择，但依然反映出宣传主体对广播媒介传播特性的认识，及其较为明确的受众意识，显示出其对宣传效果的积极追求。1948年，在播送《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文时，不仅分段播送，甚至标点符号都一起播出，以方便抄收的听众校对。每段播完都要简单概括交代一下，然后再介绍下一段的中心内容。

　　消息在历代朝廷的改朝换代中，不断地发展、丰富、完善，除了官方新闻渠道的不断努力，历代野史笔记实际上是古代不定期出刊的杂志，大量的信息、通讯、特写沉积其中。为消息的成熟提供源源不断的思路和养分。尽管是这样，但是消息的前进道路始终摆脱不了封建体制的束缚和压制，前进的步伐比较缓慢。西方殖民主义的扩张和开拓，给消息的发展注入了催化剂，一批一批的商人、传教士、政客、冒险者来到东方，来到中国。他们不仅带来了和商品，还带来他们的文化观念和宗教意识，在中国建学校、医院等等。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在我们中华民族大地上出现了第一家中文近代报纸，就是1815年8月5日，由最早来华办报的马礼逊和米怜在马六甲创建的《察世俗每月统计表》刊物。据考证，我国近代中文报刊上的第一条消息是刊登在此刊物第1卷第2期上的“月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