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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9年新文化运动高潮之后，《新青年》这个“精神股份制”的刊物面临着分崩离析的局面，在胡适和陈独秀为杂志是留在北京还是南下办刊的争论过程中，北京同仁眼见大势已去，一度很有醋意地说“断不在乎‘新青年’三个字的金字招牌”（钱玄同语，虽然说“断不在乎”，其实很在意——有首歌的歌词不就这样说过吗：“其实不想走，其实还想留”）。1923年10月，胡适也曾以当事人的视角来描述《新青年》不同凡响的地位：“二十五年来，只有三个杂志可代表三个时代，可以说是创造了三个新时代。一是《时务报》，一是《新民丛报》，一是《新青年》。”（《胡适之的来信》，《努力周报》第75期，1923年10月21日）有人称《新青年》是“天下第一刊”，而这个启蒙刊物何以成为名满天下的“金字招牌”，这还要从他们所倚重的“德”“赛”二字说起。

　　从人类文明发展史来看，衡量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主要看权力问题处理得好不好。“大致而言，历史上解决权力问题的途径可分两种，一种是希望执掌权力的人，透过内在道德的培养，以一个完美的人格去净化权力。另一种是求制度上的防范。”无论是中国的儒家传统，还是希腊的柏拉图思想，“解决政治问题的途径往往是归结到追求一个完美的人格作为统治者这种追求‘圣王’和‘哲王’的观念”（张灏：《幽暗意识与时代探索》，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5页）。即是说，让当权者弃恶扬善、弃暗投明。而另一种应对“幽暗意识”的设计则是行之有效的科学与民主。五四时期，科学、民主作为观念引进来的时候，尽管不乏“内圣外王”的逻辑构成——谁掌握了科学，谁掌握了民主，谁就是一位道德高尚的人、思想纯粹的人，大有一种新内圣外王主义的气质，但在烛照意义上说还是功莫大焉：科学就是烛火，科学传引光明，能把人们从黑暗中救出。

　　感悟、直觉、情感、信仰这些具有精神性的质地都是人文学科的禀性，尤其是东方文化之中庸、仁道、内敛、博雅等淑世底蕴，在最后，都被以“眷属”的名义株连了。直到1924年，钱玄同还在日记中对旧文化耿耿于怀、不愿放过：“旧则旧，新则新，两者调和，实在没有道理，制度是有机体，牵一发而全身动摇也。我以为真应该将东方文化连根拔起，西方文化全盘承受才是。”（《钱玄同日记》（中），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580页）这与其新文化运动初期发表的“选学妖孽、桐城谬种”之论同出一辙。尤其当《学衡》这一旨在推动文化复兴的杂志面世后，钱玄同更是怒火满腔，“烧毁中国书”念头又都死灰复燃了（《文史资料选辑》第94辑，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年，第1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