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乍看之下，在印度教右翼核心势力的集会上，出现对后殖民学术体系中诸位左翼泰斗——从恩古齐·瓦·提安哥（Ngugi wa Thiongo）、弗朗茨·法农（Frantz Fanon），到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迪佩什·查卡拉巴蒂（Dipesh Chakrabarty）、佳亚特里·斯皮瓦克（Gayatri Spivak）、阿希斯·南迪（Ashis Nandy）——如此热烈的推崇，似乎显得有些格格不入。但正如笔者在新著《后殖民理论与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形成：非理性的代价》（Postcolonial Theory and the Making of Hindu Nationalism）中所论证的，印度教右翼公开拥抱后殖民左翼绝非意外。
近二十年来，一批自称“知识刹帝利”（刹帝利为传统武士阶层）的新兴印度教右翼知识分子崭露头角。倘若去阅读他们其中几位“明星人物”（其著作在印度极为畅销）的近作，有三点事实便清晰浮现出来。这些人物包括：来自比利时的科恩拉德·埃尔斯特（Koenraad Elst），他是一位持有恐惧症观点的异教徒，并与欧洲新右翼过从甚密；同样在比利时受训的巴拉甘加拉（Balagangadhara），他是“殖民意识”的批判者；著名的揭丑作家拉吉夫·马尔霍特拉（Rajiv Malhotra），他运营着总部设于美国、致力于宣扬印度例外论的“无限基金会”（Infinity Foundation）；以及意图将“印度宪法去殖民化”的律师J·赛·迪帕克（J Sai Deepa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