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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当代艺术市场经历了从“艺术无价”到“艺术天价”之巨大变化，它足以证明中国艺术品市场的奇迹开始出现。然而马克思曾经指出“必须牢牢记住，那些本身没有任何价值，即不是劳动产品的东西（如土地），或者至少不能由劳动再生产的东西（如古董，某些名家的艺术品等）的价格，可以由一系列非常偶然的情况来决定。”这些偶然的情况，通过市场反映出来，会使得同一件艺术品价格可能出现很大的振幅波动。例如1995年在北京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的众多拍品当中，一幅《去安源》成了拍卖的焦点，成交价为605万元人民币而轰动全国。而此画是1967年年仅23岁的中央美术学院学生刘春华执笔，由北京院校许多同仁集体创作完成的，因为特定的这一历史背景而名噪一时。由此看来，一幅画的价格不一定能完全说明它的艺术价值，然而画作表现出的商业价值与内在的艺术价值同是一件艺术商品的共同属性，两者之间的关系却相当复杂，而且经常处在变动之中。但是从长期来看，价格的此消彼长总是相互抵消并且趋于价值。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作为一种特殊的艺术商品或服务，有别于任何有形的商品或服务，正是这种与众不同的差异性而使艺术家的生产呈现出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局面。 艺术品市场上的价格起伏跌荡，对于艺术家来说无疑也是一种压力，艺术品价格的难以琢磨促使人们不得不重新关注和认识艺术商品的真正价值 。依据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商品的价值包含质与量的规定性两个方面，质的规定性是价值实体，指的是商品的价值，量的规定性是价值大小，表现为商品的价值量。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而人类劳动通常包含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两个方面，具体劳动创造使用价值，抽象劳动创造价值，作为高度抽象的艺术劳动，当然凝结了更多的一般人类劳动，具有更多的内在价值。具体表现为：
2.艺术劳动是一种特殊的精神性生产劳动，“它的对象化的独特方式”就是艺术劳动者创作，体现出他的个性特点的艺术产品以及个别劳动的具体形式，构成审美意象“有意味的”艺术载体，成为社会精神财富的物质细胞。这种艺术载体是创作主体外化、传递、物化其构思的审美意象的物质传播媒介。 曾指出：“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 艺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它是通过以塑造生动具体的、感人的艺术形象与图形来反映现实，评判现实并为现实服务的一种特殊的人类抽象劳动，它建立在艺术家体力消耗的基础上，更多的还是艺术家的功底修练，技巧运用，天赋能力以及价值观、世界观、人生观等思维观念的精神性生产过程，它是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的“自由自觉”的活动，通过运用具体的可感知的视觉形象、幻觉形象、听觉形象来把握和表现客观现实，创造出以形象为核心的艺象世界，传递出艺术创作者对现实的审美认识，审美评价和审美追求，从而触发和诱导消费者的想象和共鸣。例如人们在欣赏《米洛维纳斯》雕像和《蒙娜丽莎》油画时，无不为维纳斯和蒙娜丽莎的艺术形象之神秘美感所震撼，这种艺术的精神魅力其实就是特殊的艺术劳动的价值体现。
3.艺术本体的独特性和艺术载体的个别性对立统一，相辅相成。前者是对艺术劳动的个别性的认同，承认艺术家的个别劳动时间形成价值的特殊性；后者则是承认艺术载体的社会性，说明艺术载体在完成由商品到货币的“惊险的跳跃”过程中，所表现出的价值量的社会认同与价值实现，它通常受市场的认知、偏好、需求、供给、竞争状况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市场的某些特殊原因或偶然情形，都有可能出现个别性与社会性认识的误区，从而出现艺术价值与商业价格的偏离。古往今来，许多杰出的艺术大师在生前或在成名之前都有过画价很低的经历就是明证。例如，众所周知的著名艺术大师凡.高生前贫困潦倒，辛勤创作了大约700幅素描，800幅油画，却只勉强卖掉了一幅油画，仅售80美元，可惜他生前怎么也不会想到他的作品会在他死后将近一个世纪会一度在市场夺魁。他在1888年创作的一幅《向日葵》（93×7），直到1987年3月30日伦敦克里斯蒂拍卖会上，以4009万美元成交拍卖，画家还是那个画家，画价却天壤之别，因此，通过建立知识产权制度保护艺术本体的独创权益；通过准确、公正、客观地评价和承认艺术载体的价值，可以最终通过市场价格来实现艺术品的价值。
1.价值量是由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量来决定，这里的劳动量是指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即：“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然而如前所述，艺术创作作为一种独特的个体劳动，好比在同一棵树上不可能找到两片完全相同的叶子一样，艺术作品也决不会完全相同，所以作为独特的艺术商品不能简单地使用“社会必劳动时间”来衡量它的价值量。由于他具有天然的独特性，只能按照他自己的个别劳动时间在市场上实现价值，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很容易具有价值特权而形成高价垄断。尤其是对于已故的老艺术家更会因为供给的有限而出现艺术品“天价”了，同时也容易使刚出道的年轻画家因为需求等原因而难于被社会认同，而出现暂时的艺术品“无价”。
(1)艺术创作的题材复杂宽泛，涵盖了自然、社会、经济、人文等方方面面，取材的复杂性要求艺术家具有浓厚的人文素养，独特的审美情趣、睿智的观察能力以及敏锐的政治头脑，方可捕捉到风云变幻的大千世界里的精彩瞬间，留下人间最美妙的笔触，传承包罗万象的历史记载，彰显人类文明的精神境界，满足广大消费者的不同需求，使之在艺术美感的高峰体验中领悟到大自然的和谐、真善美的高尚、生命的真谛以及对线)艺术创作的思绪复杂微妙，融进不同的艺术表达形式和传递方式，使艺术劳动更加复杂化。优秀的艺术家往往是触景生情、下笔生晖，通过对情感的支配把握现实；通过观察、体验、感悟、激情、冲动、有感而发；将其对自然界、对社会、对生活的爱恨情仇、褒贬抑扬、喜思怒哀乐等思想观点融进画作；所以艺术家不仅是艺术家，更是一位思想家，他总是站在历史的高度思考问题，总是深入生活提出问题，并不断地创作实践自己的所思所想，使人们总是可以透过优秀的艺术精品，感受到时代的气息和生活的力量以及艺术情感本身的饱满富态，如果再汇入复杂多变的艺术手法，艺术作品就会更加厚实有深度，气势而磅厚，能够更好地体现出民族的灵魂、生活的真谛。正如著名气势派的开宗创派者与理论建树者周韶华大师在《谈艺术创新与盛世文化建设》时说：中国文化上下5000年，在不同的历史时代都有不同特征的文化形态，构成独自的特色。工业文明时代的到来，要求中国绘画，从文化内涵到艺术表现手法比农耕时代有一个更大的突破。中国画几百年来一直停留在淡泊优雅的“不食人间烟火”的时期，不符合时代的要求，文化形态最大的特色就是应该把时代性、民族性放在首位。他的画作《大河寻源》就是呼唤民族大的灵魂。他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就致力于把中国的水墨与西方的色彩有机地结合，主张“隔代遗传”和“横向移植”，产生了独特的庞大效应，善于将中国水墨传统的点、线与西方现代的块、面有机相融，形成了气势强大的振奋人心的艺术佳作，产生了极大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
（3)艺术的创造性要求艺术家的劳动更加复杂化。它不仅要求艺术家有较高的情商、智商、财商，还要求艺术家有锐意进取，不断创新的精神品质，因为创新是艺术的生命，创造性植根于艺术劳动者对社会生活的独特感悟和独特追求，从而形成独特的艺术构思与设计，独特地艺术传达与表述，只有充分地展现其艺术风格的个性、特长、才能从多题材、多侧面、多层次、多方位地反映丰富复杂的社会生活，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多样性的精神审美需求。 有抱负的出众的艺术家无时不在追求着创新，创新着独特、鲜明的艺术风格，印证出自身不同凡响的气质与品位，才情与追求。好比老一代艺术家吴冠中在《吴冠中全集》的自序中所言：成见是知识分子的天职，创造新意境、新审美，更属于艺术家的身家性命。
综上所述，当代艺术市场正处在一个价值认同都以价格衡量的时代，几乎所有的艺术品都被重新评估定价。有一位海外藏家说：“我从来不信仰上帝，但是我信仰毕加索。”也有人发问了：“在你的信仰中有多少是因为大师的艺术本身，有多少是作品金字塔尖的价位呢？”艺术品价格与价值的扭曲会影响到艺术家的创作，尤其对于刚出道或未毕业的艺术家群体来说，如何忽略价格，学会观摩和学习艺术家的精品之作，找寻其中的内在价值尚有待提高认知。正如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始终阐明的一个观点：要把艺术看作是一部包罗万象的历史，作为这个“历史原则”的具体化，革命导师向我们展示了在艺术的长河中界定了，一个作者和一部作品的地位源于它丰富的历史、社会知识和文学、艺术知识的融合，是“微小的盘剥和伟大的幻想的混合”。
二是冲流货，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窜货，主要原因是低价---低于被冲区域的市场价。企业为了增加市场铺货率，抢占空白市场，往往要选择商、经销商或自建分公司的销售模式。商、经销商或分公司是按照区域来选择和建立，并规定在指定区域销售产品。但由于销售任务、年终返利、渠道政策等利益驱使，分销商、分公司或办事处，没有按照公司规定，而是将产品以低于其他区域的市场价格，销往该的区域，造成该区域市场产品销售价格的不平衡，形成窜货现象。根据我们为企业长期服务中发现，大多数企业，特别是产品品种比较单一、销售模式简单、产品价格处于中游的中小企业经常会发生这种状况。可惜的是，企业又不知道如何处理，只好抓一个罚一个，非但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反而引起分销商的不满，给企业管理带来麻烦。我们认为冲流货的发生有多种原因，单靠事后惩罚是不能根本解决问题的。
四是大卖场、超市等零售终端的天天低价、平价销售政策，使厂家提供价格低于流通渠道价格，甚至出厂家低于渠道零售价，造成市场价格混乱。俗话说：店大欺客。家乐福、麦德龙、乐购、好又多、京客隆等大型零售终端，一方面有高昂的进场费、货架费、堆头费、条码费、促销费、店庆费等种类繁多的费用打压着厂家，另一方面这些卖场所带来的人流量、品牌效应及未来商业零售模式的发展趋势，使得企业不得不降低供货价甚至无利润地进入。这就造成对商超供货价低于渠道流通价，小型零售终端（C类店）、终端到大型商超进货，阻断了三批、二批甚至一批的下游渠道，严重的造成传统流通渠道阻塞甚至消失。目前，靠企业自身力量做终端的企业很少，大多数企业还离不开现有的传统渠道，所以如何建立零售终端价格，协调好零售渠道与传统流通渠道的价格体系，成为企业未来发展的一个主要问题。 市场价格混乱的原因
一是企业自身销售组织之间区域冲突，造成价格冲突。我们曾经为一家乳品企业做咨询项目中发现，这家企业的有三个销售部门---一、二、三分公司，一分公司负责市内的订户市场，二分公司负责零售市场和渠道，三公司负责市外的订户市场。但是由于历史原因，分公司各自为政，在自己的区域销售其他分公司的产品，特别是一、三分公司与二公司之间的产品冲突尤为严重。一是争强客户；二是在价格方面，由于公司给各分公司的政策不统一，每个销售人员为完成各自销售任务，给该客户的价格、促销政策又不统一。结果就是公司内部互相竞争，影响市场的正常运作，公司总体利润损失；同时，客户对公司产生不信任，留给竞争对手可乘之机。这是企业组织架构老化、岗位职责不清造成的市场价格冲突。
2002年中国股市的另一个特征是，政策的作用有所弱化，而市场的作用则有所增强。尽管管理层在1500点附近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利好，但目前市场调整的幅度已超过了政策认可的底部区域，市场底与政策底开始出现明显的背离。2003年，政府将继续贯彻在发展中规范的改革思路，采取多种措施维护股市的稳定，在保护投资者利益的同时，加大股市对经济增长与结构调整的支持力度，因此，从政策取向看，稳定和发展仍然是市场的主基调，市场出现单边大幅下跌的可能性较小。但是，面对国有股、法人股全流通预期的问题，以及对外开放的压力，投资者的预期和信心需要一定时间才能得到提高和恢复，因此从市场内在的运行规律看，股指出现单边上涨的可能性也比较小。综合考虑政策、市场以及其它方面的情况分析，我们认为，2003年市场仍将以窄幅波动为主，上证综指的价值中轴可能在1400点～1500点之间，即使下破1400点，时间和幅度也是有限的。从上涨的幅度看，上证综指有突破今年1750点的可能。
我国刑法学泰斗、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马克昌先生深有感触地说，这些情况，以及这些受害人所面临的一切，绝不仅仅是个例；作为最高人民法院的特邀咨询员，他经常听到或遇到类似的情况。（1）（法律快车频道张倩）据马老介绍，我国对刑事被害人的补助和救济之所以一直处于比较薄弱的局面，是因为到目前为止，我国还没有建立国家对犯罪被害人的救济补偿制度。而这项制度早在二战以后，就被新西兰和欧美等国迅速采纳、波及，日本甚至成立了专门的国家赔偿委员会。并设立了《犯罪被害者等给付金支付法》。而这项制度的宗旨就是不管采用政府拨款还是慈善募捐等何种形式，反正要设立一种公基金，对暴力犯罪的人身被害者进行救济，说白了就是由国家代那些确实拿不出钱的刑事被告给受害人以应得到的补偿；既让受害人切切实实得到法律的保护，同时也维护了国家法律的尊严。刑事诉讼案件中国家赔偿的立法基础国家赔偿法的宗旨在于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享有依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促进国家机关依法行使职权两个方面。有观点认为，国家赔偿法就是公民合法权益的保障法，故在宗旨中无需专门规定促进国家机关依法行使职权。该问题涉及到整个国家赔偿法的架构，以及赔偿原则、补偿规则、赔偿义务机关设置、赔偿程序、追偿机制等方面。我国宪法有“由于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侵犯公民权利而受到损失的人，有依照法律规定取得赔偿的权利”的规定，行政诉讼法也将维护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职权作为立法宗旨之一。在行政诉讼法基础上制定的国家赔偿法，立法宗旨应体现促进国家机关依法行使职权的目的。尽管国外的赔偿法立法宗旨对此也没有明确规定，但其追偿机制的设置、归责原则的适用等，事实上有此作用。植根我国法治政府宏伟目标的设立和自上而下政府推进型法治道路的构建，坚持国家赔偿法的这两个宗旨殊为必要。（2）社会主义国家对公民承担的责任应当是全面的，也就是说，国家赔偿立法应该有一个总体考虑。不论是国家机关违法行为还是个人犯罪造成的损失，国家都应负责填补。这也是衡量一个国家民主法制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准。我国的国家赔偿法不仅要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违法行为造成损害的赔偿，也应该造成损失的补偿做出规定。而且从法理上来说，犯罪是对社会秩序的破坏，是对整个国家的破坏，公民履行了国家赋予的义务就应当拥有受到国家（法律）保护的权利而国家对其国民负有防止犯罪的责任。刑事被害人受到犯罪侵害，主要责任当然应由实施犯罪者个人来承担，但是国家并不能因此免除所有的责任。因为保障公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是国家的义务，公民受到犯罪侵害，说明国家没有尽到全部义务，这就是国家负责的最根本理由。基于国家对于公共安全和秩序负有的责任，因犯罪致使公民受到伤害时，国家就应承担一定的责任。于道义来看，因犯罪使得被害人个人和家庭均受到重创，社会应该有扶助弱者的道义，因为其困境不是自身原因所致，整个社会都应当关心他们，这与全社会关心残疾人有异曲同工之处。因司法救助可恢复被害人或家属继续生活的信心。换一步说，被害人的诉讼地位被公诉机关分流后（个人权变为国家公诉），已然丧失了被害人执行者的地位，犯罪人的救济性利益被国家所占据或是被被害人、国家所分流，最后国家获得了司法利益，维护了社会稳定，但被害人剩下的恐怕就只有精神抚慰了，犯罪者“进去”了，被害人找谁要钱去？如果国家不能用公力来救济那些无法得到赔偿的被害人这些，难道要他们用自己的私力来救济自己么？他们最后也许会铤而走险，用犯罪来救济自己或报复社会。而且这种制度也将是对刑事诉讼法基本原则的一种救济，就如我方才说的汽车肇事的案子，这个案子的判罚很显然判被告有罪的证据不足，判被告有罪显然违背了刑事诉讼法的无罪推定原则。而2007年向择选老师的概况则更为深刻：刑事诉讼具有通过证据间的相互印证，再现犯罪事实，确定犯罪实施者刑事责任的特性。刑事诉讼程序中证据判断和证据采信的主观特性，以及追诉程序对犯罪事实认定的渐进性，决定刑事诉讼程序中发生错误带有某种程度的必然性，刑事诉讼程序的动态平衡也随之被打破。这决定对刑事诉讼程序进行救济或者补救的必要性，刑事赔偿正是以其特有的方式发挥对刑事诉讼程序的救济功能。（3）（向择选2007年2月14日）刑事诉讼案件国家赔偿的可行性我们可以对照《国家赔偿法》的有关规定来看待这个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以下简称《国家赔偿法》）第2条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受害人在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根据该条可知，国家赔偿是指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的过程中，违法侵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并造成损害，由国家承担赔偿责任的法律制度。其中国家机关是指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监狱管理机关。而刑事诉讼案件是国家对被告人的，意在维护国家秩序，实现国家刑罚权，在严格遵行法定程序的前提下，保护被害人的权利，保障国家的正常稳定。都是在违法侵犯公民合法权益病造成损害时，只是由于主体不同罢了，在我们的公民合法权益遭受损害时，由国家进行赔偿是合理合法。我国目前的国家赔偿法在此类司法实践中显然有些规定范围过窄，显然这是由于目前大众还未对被害者权益维护进行真正认知，所以这个问题现在并没有太多的质疑反对声。（4）国家赔偿法其实，建立这个制度这个想法早在上个世纪就已经出现了，20世纪60年代西欧与日本相继建立了该项制度，而如今已经发展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法律制度。我国这项制度还没有建立，在大众的普遍观点中还没有形成国家赔偿这种观念的确，如果被告人无法或确实无赔偿能力，被害人只能自认倒霉，怨不得国家，这种观念长期以来在很多人心里根深蒂固。这与我们法学教育中一贯偏重对犯罪行为的研究而轻视对犯罪者及被害人的研究有关，也与过去很长时间以来在实践中注重保护被告人的权益而忽视被害人的权益保护有很大的关系。保障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和财产权，是国家应尽的义务和责任。公民因为暴力犯罪受到伤亡，不仅是加害人的过错，而且很大程度上源于国家的过失，即国家未能尽到有效保护公民的责任。对加害人不能赔偿的，由国家予以补偿，这是国家应该承担的责任。（5）尹伊军《制度与钱孰重孰轻》刑事诉讼案件国家赔偿制度的建立阻力就这样的一个众所认之的制度，在我国确迟迟不能建立执行。陕西省咸阳市渭城区人民检察院政治处主任段振华说，“刑事被害人补偿制度是个好东西，我们也正在研究和琢磨这个事，但我们目前还没有条件把它做起来。西部地区地方财政紧张，司法机关的办公经费也多是捉襟见肘，补偿说到底主要是钱的事，没有钱，再好的事也只是水中月、镜中花。”地方财政拮据，连办公经费也捉襟见肘，如此看起来倒是很明显了，我们的国家没钱来救济那些需要救济的被害人。但是怎么看起来都觉得很荒唐，每年的犯罪被害人能有多少，而需要国家来补偿的被害人是不是更少了？我们这些纳税人所纳的税，交的钱，连这点小问题都解决不了？这其中的其他问题我们就暂且不说了。最高人民检察院刑事申诉检察厅厅长王晋就说，“钱不是最大的问题，关键是要有个制度要求，这些资金就能真正落实到位。现在最紧迫的是，有些观念和认识上的问题应该尽快澄清。”（6）刘文辉《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纪要》首先是关于刑事被害人补偿对象的界定。国家不是对所有的刑事被害人都会给予补偿，而只是对其中因犯罪行为造成死亡或者重伤、残疾的，丧失全部或部分劳动能力，家庭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线，且加害人不明或加害人无法赔偿而穷尽一切社会救济手段的适用。其次是明确刑事被害人补偿的性质。这种补偿属于社会救济性质，它不同于国家赔偿，也不是国家替犯罪人埋单。国家并没有代替加害人进行赔偿的义务，这种义务首先应该由加害人承担。
国家只是在实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才进行补偿，起到让被害人在经济上能够得到自立，在精神上能够能到安慰，平息被害人复仇心理的作用。国家支付刑事被害人补偿金后，在补偿范围内，对犯罪人或者其他负赔偿责任的人享有代位追偿权。“最后要强调的是，近些年来，检察机关一直致力于刑事被害人补偿制度的呼吁和倡导工作，尤其是在吁请立法层面做出了大量的努力，但这一制度事关刑事司法的各个环节，事关社会稳定、一方平安，只有政府和相关机构更广泛和更有力地参与进来，才能把这件事做成。”王晋说。补充：疑案处理中的国家赔偿疑案在司法实践中是经常出现的，在诉讼期间和延长诉讼期内仍未能查清，案件就可能成为疑案。疑案中的被害人是无法得到被告的赔偿的，那么在这个时候也需要我们建立国家赔偿制度来对被害人进行救济。查不到证据、延长诉讼期所造成的疑案问题在司法领域根据疑罪从无的原则，算不上犯罪，没有理由进行惩罚，但是在实际中却已经对被害人造成了伤害，如果不建立这项赔偿制度，又该让正处于疑案中的无辜困难的被害人何去何从呢？
